后天，我省35万学子就要高考，短短两天的赶考路上，将会有多少人心想事成？高考就像一趟呼啸列车，载着少年梦，奔向远方。恢复高考后的30年，社会的各行各业开始走向有序和理性。每一个年代，都有不同的时代特征，本报采访四代赶考人的亲历故事，采集30年的赶考碎片，是想说——无数个人的命运累积成国家的命运，而国家的命运又反过来作用于个人，无从逃避。

题目不难，没有考过瘾

能否录取，不完全看分数

　　张邦俊，1977年考生，现为浙江大学环境科学系教授。1966年毕业于杭州二中，准备考大学时，文革开始，高考中断。1969年，张邦俊到黑龙江农村当知青，回城后当过代课教师和工人，而重新获得高考的机会是在11年后的1977年。

　　我告诉你，这张照片是我在高考结束离开考场后，为了放松一下，到西湖边散步时拍的，你一定会想“有没有弄错，怎会穿着大棉袄去高考？”是的，我的高考的确和之前及之后的所有高考不一样，是在冬天进行的。而且那一年冬天特别冷，1977年，我国自1966年起中断了11年的高考终于恢复了，全国500多万从15岁到30来岁年龄不等的人，纷纷从学校、工厂、农村、部队，从边疆、牧场、林区、矿山涌向关闭了10年的考场。

　　那年我30岁，在黑龙江农村插队多年后返回杭州，在一家小厂当了工人。每天上班，根本没有时间复习功课，也没有课本和复习资料，好不容易弄到几本旧教科书，与几位一起想考大学的朋友相互传阅，大家轮流看，人休息了书不休息。

　　那年的考场非常特别，由于是中国恢复高考第一年，十多届中学毕业生挤在一起考，分初试和复试两轮进行。初试在11月举行，先把大部分人淘汰了；通过初试的人，再参加12月的正式高考。

　　记得复试的前一天，我还在工厂上中班，在机器的隆隆噪声中，从下午上班一直劳作到半夜12点下班，回到家只睡了半个觉，就急急起床赶考去了。感谢杭二中老师在我上高中期间的精心教育，让我闯荡社会多年后居然还没有把高中时候学的功课忘记掉，只觉得那年高考题目不难，没有考过瘾。

　　当时能不能录取，不完全是按分数高低决定的，还有很多其他因素。所以等待录取通知时候的心情非常急切，比考试时要紧张多了，生怕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与大学失之交臂。这毕竟是自己圆大学梦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机会啊！

当年不像现在又是公布录取分数线，又是向考生本人通知高考成绩，考生自己弄得一清二楚。而我呢，一直到现在也不知道我的高考分数是多少，只记得当时录取名单是用毛笔写在大红纸上公布在区政府门口的墙上的。发榜那天，好多人挤在一起仰着脖子看榜，我在榜上看见自己的名字后，狂喜地跑到里面的办公室向工作人员要来录取通知书。

　　70年代头口水：无序的社会走向有序

　　记者感悟：1977年，恢复全国统一高考，张邦俊们经历了动荡坎坷，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上大学后，他们如饥似渴地读书，可以说是空前绝后地用功。那次赶考的意义非比寻常，意味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从此回到常识，回归理性。

　　学费真便宜，还能包分配

　　大有“人上人”的感觉

　　胡维兵，1985年考生，现为杭州宋城华美学校教师。1985年毕业于浙江巨化中学，同年参加高考，就读浙江师范大学。

　　我是1985年高中毕业生，我们那届只有18名毕业生考上大学，幸运的是，我成为4个毕业班近200人中，能够考上高等院校中的一员。

　　老师站在讲台上大声对学生说：“考好了，吃白米饭吃肉；考不好，吃窝头吃青菜！”

　　当时考生普遍“重理轻文”，有一句流行语“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选择理工科就是选择最实用的技术。记得我那一届理科共考7门功课：数学、语文各120分；外语、政治、物理、化学各100分；生物50分。满分为690分，那年的本科线是490分。

　　当时高考是先填写志愿后参加考试，不像现在先考试、估分后再填志愿。说实话，我当时并不看好“教师”这个职业，因为那时候社会上不太尊重教师，然而身为教师的母亲却一再鼓励我报考师范院校。

　　1985年7月的3天高考，天气好热啊，没有空调，每个考场放3块大冰块，哥哥为了我，还特意请假全程陪同。上大学后，大有“人上人”的感觉，因为当时的大学生都是国家计划内的，不用交学费，每个月还有生活补贴。我考的是浙江师范大学，学校每个月发给学生18元饭菜票，母亲每个月再寄给我30元，就这样很轻松地完成了大学的学业。在我的记忆中，大学期间，一共交给学校20元钱，是图书馆收的图书什么费，现在想想当年上大学真便宜！而且大学生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尽管当年录取名额非常有限，却成为这部分高考宠儿“改变命运的捷径”。

　　80年代宠儿：后来者再难享受的厚遇

　　记者感悟：上世纪80年代，如果考上了，真是大学生的黄金时代！没有扩招，录取率很低，基本没有高收费的民办高校，千万考生的眼睛都盯着全国非常有限的大学资源和学习名额。胡维兵们戴着白底红字的校徽，走在大街上是一种荣耀，连找对象都容易些呢。他们这个年代的大学生，不用担心找工作、住房，可谓“一劳永逸”。

　　恰逢世界杯，赶考是煎熬

　　本科“含金量”贬值

　　沈晓鹏，1998年考生，现为浙大城市学院教师。1998年毕业于杭州高级中学，考入沈阳东北大学英语系，并于2003年考托考G后赴美国留学。在经历了多年的考试生涯后，他回到杭州，走上大学讲台，延续着考试的缘分。

　　在高一高二的时候，我参加了学校的足球队，狂热足球，所以1998年的高考对我是一种煎熬，因为正逢如火如荼的法国世界杯足球赛！像我这样的球迷，高考是一场折磨。

　　记得高考前一个月基本就是频繁的模拟考试，一周一两次，大家奋笔疾书的场景还历历在目。感觉最大的压力来自高考倒计时牌，学习委员每天早早就在黑板上更新日子。后来，这样的倒计时牌居然也出现在学校的宣传栏里，令高考的凝重气氛蔓延到学校的各个角落。不过，我们也通过自己的方式解读计时牌，给自己解压。比如把它理解为世界杯4强决赛的倒计时。

　　1998年7月高考的那几天，高温纪录不断被刷新。那时候我家还没有空调，凉水擦洗过后的席子一会儿就干了，躺上去不一会儿又被汗水浸得粘粘的。晚上，躺在闷热的房间里，耳边是隔壁传来的孙正平激情的解说，脑子里逼迫自己想着明天考试的场景，真是备受折磨！

　　在考场上，最紧张的是首场考试，也是决定胜败之关键。之后的两天考试，基本在惯性驱动下完成。有意思的是，每门课考完后，同学之间谈论最多的并不是考试情况，而是世界杯的最新战况，原因可能是怕讨论考试，受到比自己出色的同学的打击。同时，我们班的球迷也特别多。

　　3天的高考一晃而过，比数倒计时牌的感觉痛快多了！比起考前漫长的心理起伏，这种高考的煎熬反而更能承受。在过去了近10年后的今天，看到高校大规模扩招，几乎每个高中生都要走这条路，深感国内大学本科文凭的“含金量”已相应贬值，所以我这辈的大学生开始把目光投向海外，学得更前沿更尖端的知识后再回国创业，报效祖国。　　

　　90年代弄潮儿：出国深造回国创业

　　记者感悟：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随着1999年大扩招，高考发生极大变化：“3＋2”高考模式开始实施，各种民办高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毕业后国家不再包分配，多数自主择业。高考的种种变革，更接近现实，更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沈晓鹏代表着不满足于现状，出国深造再回国创业的新一代海归派。

　　被社会高度关注

　　强迫自己入睡

　　郦娜，2000年考生，现为浦发银行杭州清泰支行职员。2000年毕业于杭州长河高级中学，考入浙大城市学院，学习财务管理专业。　　

　　高三。

　　如同一台不会休息的机器，所有的一切都被学校、老师安排得满满的，自己就像车轮一样无休止地旋转着。我读的是一所寄宿制中学，每天奔波于宿舍——食堂——教室，三点一线。

　　记得那时，宿舍规定有熄灯时间，为了多看点书，大家拿着手电筒躲在被窝里看（因为被宿管员发现是要扣分的），不看不行啊，人家都看，你不看就是落后，“落后就要挨打”。

　　高考前夕，一场场考试，一次次练兵，每一次名次的搏杀，都让自己大口喘气。临近高考，学校留下近一周的时间让我们回家自己复习，最重要的是调整睡眠时间。而在这时，社会上为了保障考生的复习和休息，又采取了各种“静音”措施。其实，人处在那种被高度关注的状态下去迎考是非常难受的。记忆犹新，7月6日高考前一天晚上，非常静，我强迫自己入睡，但是脑袋不听话，嗡嗡嗡的睡不着。

　　高考终于来临！在赴考的车上满耳都是高考的声音，考点的环境很熟悉，因为早一天就按老师的要求，去摸过门了。当时我是在杭二中考点参加考试，家长只能送考生到校门口，同样紧张的家长被止步在了校门外。

　　开考铃声响起，我用我的12年所学开始作答……那年是浙江省首次实行“3+X”科目设置方案，总共分4场考试，只用两天，检验了我这12年来的努力。

　　21世纪E代：抗拒应试教育

　　记者感悟：2000年后的高考生是伴随网络成长的一代。一方面，他们抗拒应试教育；另一方面他们仍要在高考指挥棒下生活和学习。在竞争日益激烈、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的现状下，考上本科，成为万千家庭为之奋斗的目标。郦娜就是在夹缝中挺过来的新一代高考生。在社会的呼声中，我国高考不断进行改革，试图在提升素质和减负中寻求平衡。